我的先生张剑

文/付兴奎

   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对使用频率极高的词组叫拨乱反正和百废待举，大致是纠正文革错误思想专心从事国家建设的意思。当然，极左路线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一下子消除的，庞杂的社会事业也不是几天内都能消除的。那时的物资依然很紧缺，大家的生活水平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。给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那些刚刚平反重回讲台的右派老师们，他们讲起课来大都满腹经纶，但衣着打扮却实在让人难以恭维，在沧桑简朴的老师队伍中，只要你相貌年轻或者穿着稍微讲究一些，就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刚刚从大学毕业王文英就是这样一位特别惹人注目的年轻女老师，她像一朵清丽的花儿一样开在灰突突的校园里。大抵是外地人的原因，她皮肤白白的，五官和身材很好看，穿着虽不新潮，但却非常得体，走路说话，干脆大方，一看就是那种有内涵有风度的女老师。我们文科班的教室就在水灶和教师餐厅旁边，因为高考的很多知识点需要背诵的缘故，所以，我们大都喜欢在操场上背着复习功课。每天吃饭时间，这位好看的王老师从我们面前款款而过的时候，同学们之间就有了关于她的话题，说她的数学课带得很好，上课挺严厉的，她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丈夫和上小学的儿子，她的儿子不是一般的聪明云云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所有同学的眼光里都充满了羡慕，我知道，大家把王老师一家当成了自己未来家庭奋斗的目标了。不长时间，我们的王老师打水吃饭的时候，身旁多了一个人，这便是王老师的丈夫，后来成了我古典文学老师的张剑先生。先生正值才貌飞扬的年龄，和我们的王老师走在一起般配非常。

    两年后，我再见到先生的时候，已经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，先生也已经做了我们这个地区唯一的一所高校的老师。那时候，我正在做着文学的美梦，再加上此前我对先生的学识和讲课风格早有所闻，因此，他的古典文学我是每课必到，从未缺席过。第一堂课下来，我们就随着他地道的宁县口音昏天雾地的走进了古典文学的殿堂。先生天生一副好口才，说话讲课讲求考据，语言表述青一色的四六句，骈而不朽，平而不俗。一时间，他的说话语调和风格成了校园内最流行的语言，课间休息时间，我们站在阳台上集体朗诵“江南游子，把吴钩看了，无人会，登临意。”惹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。星期天，我们在操场上放声诵读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北雁南飞”。因为我与先生同乡，稍做加工，就一口流利的张体语言，羡慕得同学们直淌涎水。尽管我们追星一样的追逐着先生的风格，但由于自己性格内向学习成绩平平等原因，一年多来，我同先生一直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关系。因为出于对先生的仰慕和自卑，我决心等自己在学业上取得成绩之后，再接近先生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在先生去后的今天，也不会有这样一篇关于他的文章。

    机会来自毕业的前一个月教育实习，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。得知先生是我们这一组的领队老师时，我们大家高兴地几乎跳了起来。分组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备课，没有做过老师的我们总认为教案写的越多，课就讲得越好，所以，一接到讲授篇目，就拼命的抄袭有关的材料，先生看了后，中肯的对我们说，备课时必要的知识储备要有，但讲课时要有选择，要把最关键最本质的知识在一定的时间教给学生，负责，良莠不分，鱼龙混杂，学生听课时云天雾地，下了课一片空白。我们听了后如梦初醒，后经反复思忖，方悟出了先生讲课的几份玄机。试讲时，看到我心里胆怯的样子。先生对我说了一番让我终生都受用的话，你只要那些听课的老师和同学当成地里的西瓜和玉米，那么你就不会怕惧任何一个人。在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中，每当我遇到大的场面的时候，只要想起先生的那一番话，任何怕惧情绪就都不存在了。

   与先生的距离发生质变飞跃的还是去泾川之后，作为实习组的组长，有许多事情需要向老师汇报，这样我就有机会比其他同学能更多的接近先生。还没有正式开始教学的我，在教课和班级管理上有很多异想天开的做法，这些做法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震动，比如，二十多年后才推广的说课，比如领着学生到瑶池写观察作文，还有大天白日领着二百多名学生在泾河大堤上操练少林拳等等。没想到，我的这些做法惊动了先生，以至我们两个之间都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看来，他执意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像样的教师，从进教室向学生问好，到讲课时的站姿，擦黑板，开窗子，掸粉笔灰，看学生翻教案等细微的动作，先生都给了我明确的规定，我将先生所言兰记在心，不长时间，我的语文课上得还真有先生点拨的那么一回事情。

    入校后三五天，我们实习的事情已经彻底理顺，先生就让我陪他散步聊天。那些日子，先生俨然将我当成了自己的妄年知己，家庭、爱情、人生的际遇和挫折，全都不打折扣的告诉了我。

    先生是家里的独子，不仅冰雪聪明，而且心气极高。在《宁县第二中学校志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一九六四年，高一学生张旺旺（张剑）代表庆阳地区赴兰州参加全省三运会，一人独得三枚奖牌。他的体操教练杨吉老师，对先生自是喜爱非常，后从中做媒，促成了他和自己的同学本校老师王季云的女儿王文英的美好姻缘。

   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学习和体育成绩突出的先生被运动推进了政治的旋涡。一九八五年五月使二日下午，先生不无遗憾的告诉我，文革开始后，作为优秀的红卫兵，他跟着大家去北京串联，可就在要接受伟大领袖接见的时候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极端的想法，面对这么好的形势，跟着别人瞎混不会有多大出息，要成大事，就必须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。由于先生在学生中的影响，再加上运动的升级，他的政治理想很快就实现了。他成了闻名全县的东方红兵团的司令，她的未婚妻也成为兵团的主要负责人。

    如果说，文革对全中国人来说是一场浩劫的话，对先生更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。先是岳父王老先生被遣返原籍四川垫江，未婚妻失去生活依靠随父回到四川老家，后是运动结束，所有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。王家父女离开宁县后，先生的父亲自认为原来婚约如同虚设，就在附近为先生包办了一个。虽然，王老师与先生早有约定，允许两人反悔解除婚约。但先生心里如何放得下这件事情。为了抗拒父亲为自己包办的婚姻，先生独身跑到平凉石灰厂去搞副业。人说心有灵犀一点通，用这句话说先生的爱情更是合适不过了。干上整整一白天活，晚上一躺倒就睡着的他，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没有学过周公解梦的先生心觉不安，以过年回家看望双亲的名义离开了平凉，也活该先生有此良缘，回到家中的他，果然发现了放在箱柜上的那封信。先生拆开一看，信上仅一句话：若你处情况尚好，吾即来。其实，那时候，文英老师已在宁县和盛一同学家中，先生百般打听，多方奔走，终于在老年前的一个下午见到自己的爱人。

    先生说，那是一个被雪弥漫的黄昏，在凄迷的雪花之中，来自天府四川的少女，背着从家乡出来时的竹背篓，疲惫而又坚毅的站在先生的视野中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先生的眼睛不禁湿润了。我调皮的用先生挂在口上的一句汉乐府演绎俩人当时见面的情景，“自君别我后，人事不可量”。先生禁不住被我逗笑了。

    这一次,先生没有让爱情远离自己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之后，先生就和文英老师一起过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子。文英老师身体瘦弱，再加上没有干过农活，在生产队劳动时没有人和她在一起搭帮，先生就让她跟着自己干，拉架子车，先生一人拉，担粪，先生一个人挑两担子，先生说，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让自己的爱人受委屈。

    命运仿佛和先生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，先生高中毕业十一年的时候，高考制度恢复了。先生和文英老师双双考中了甘肃师范大学，由于当时兰州校舍紧张，一二年级在庆阳就读。十年的劳作，养成了先生吃苦耐劳的品质，他像一个非常饥饿的人发现了十分好吃的食品一样，开始了忘我的学习。先生告诉我，他在师大两年，光学习卡片就装了满满的三个洗衣粉箱子。先生太爱学习了，可是，先生家里还有自己的儿子和女儿，先生的爱人选择了牺牲自己，在第二学年结束的时候，她以大学专科程度参加了工作。

    与先生接触的时间长了，原来对他的那些神秘感就没有了，说话开玩笑自然就随意起来。先生身上颇多棱角，无论在学术和生活中总有一些对立面，平时大家相安无事，一旦发生利害冲突，先生就会激动的不能自抑。论起是非来，人们大多归咎于先生，因为先生人生中有一段造反的经历。和先生谈及此事的时候，先生毫不避讳的说，这正是他天生的性格。先生做事处人习惯使用对立的哲学，就是做事之前，先树立一个对立面，以此来警策自己，这在我们这些性格平和的人看来，确实有些离奇，但毕竟这也是一种处世的方式，唯其合理，先生的一生才如此成功，先生的儿女才如此杰出。所以，每当人们论及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功过得失时，我对先生工作上的成绩，自始止终是认可的。

    我们实习的学校原来是安定郡府，后面山上是汉陈平的陵墓，前面是泾河，河的对岸就是王母宫山。实习组进驻泾川的第二天，先生带我们参观了陈列在县博物馆的镇海寺蒙文碑和王母宫山，在先生的导引之下，我们对泾川的文物和历史已经耳熟能详。尤其是本地人盛传的《泾川八景》和唐代诗人李商隐的《安定城楼》，其中“贾生少年虚垂泣，王粲喜来更远游”两句，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    先生的天赋和悟性在平常人之中算是很突出的，如果没有那场浩劫，也许他会成为把五星红旗升上世界领奖状台的著名体操运动员，或者成为名气和成就更大的学者。以《敦煌曲子词》为代表，尽管现在的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已经够丰厚的了，但我们还是有些不满足，因为，他确实还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东西。

    在泾河边的麦田里，先生与我交谈之中，时而神采飞扬，时而唏嘘长叹，记得那年先生的年龄大约三十八九岁，既没有职称，也没有行政职务，他不时感叹岳飞到他这个年龄时，已经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而自己年近不惑之年，尚无所作为，确实有一种人生无常的感觉。但是，我还不理解先生的苦衷，现在想起来，我才算真正懂得了先生。

    城关中学原一座寺庙，进入山门后是一个大过厅，厅子两旁有几棵古松。我一大早起来晨练，不意被先生看见了，虽然我拳脚上没啥功夫，但一路青年长拳却打得虎虎生风，先生好奇，执意要跟上我练，他看我面有难色，就告诉我说，你给我教拳，我给你教体操。先生说到做到，当下把我领到双杠前，教了我一套动作，这套动作让我回到学校后炫耀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先生天生一个体操奇才，行走之间，便做起倒立，让同学们惊叹不已。体操丰富他的生活，给了一生的荣耀，同时，也给他留下了永久的创伤。一九七二年，当了农民成了家的先生又一次去参加全省运动会，在参加高低杠比赛时，他采用了下顿式的下法，不料，抓杠不稳，浑身失控，膝盖和眼球碰在一起，眼睛虽然保住了，但眼角却邪了下来，这让好面子的先生又多了一番感叹。

    时间过得真快，当我毕业后再见先生的时候，是刚刚三十的我已经成了本地区一个稍有点影响的中学老师，先生也成了母校的中文系主任和副教授。九年来，由于我安葬老人，结婚生子，加上调动工作，几乎断了和先生的来往，但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注从未间断过。大约是一九九四年的三月，母校和平凉，庆阳两个地区教育处联合成立了陇东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，先生担任会长，我也因为自己所在的学校成为当时的理事会成员，成立前，先生多次邀我商议筹备过程中的许多事情，并在多种场合高度评价我，给我和许多专家学者的接触创造了机会。在庆阳师专语文教育成果研讨会上，先生多次提及我的《高考应试作文与写作》，同时，制作宣传牌专题介绍我的教学情况，使我的语文教学成果早早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。后来，研究会创办了《陇东语文教学论坛》，先生又赋予我副总编的职务。在先生的鼓励下，我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作文教学专著《作文能力点训练》，并多次参加了地区组织的一些教学研讨工作。

    后来，先生的两个孩子到庆阳一中上学时，先生找过我两次，先生的孩子都很争气，儿子上的是同济，姑娘上的是清华，听说现在都已完成博士学业，成为很有造诣的学人了。我相信，孩子们的成就，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先生不服输的性格和吃苦精神。

    我心里清楚，不学无术的自己在很多方面不配当先生的学生，但先生只要学术上有所成，辄以新作示我，从《敦煌曲子词》到《中学语文答疑释难》。我知道，先生从心底里是拿我当知音来看的，不想我却是这般不争气，伤了他的心。一九九六年，一个偶然的原因，使我离开了教学工作岗位，曾经热衷于教学的先生对我大失所望，多次当面指责我的草率。一次是在庆阳师专校园，一次在公共汽车上，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苦心，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心痛。但先生毕竟是爱我的，二○○四年，几个同学因故来庆阳，我们一起去看先生，先生给我留了面子，没有再说那档子事情。从先生家里出来后，大家都说，当年那个风流倜傥的先生已经不见了，今后，我们一定要多关心先生。

    时间一晃又是几年，偶然听人说，先生患了大病，被儿子接到北京治疗去了，我心里想，只要他一回来，一定要去探望一下。不意杂事缠身，最终未能成行。

    我最后一次见先生，大约是去年夏季，那天，我找致博有点事情，从红楼上下来时，突然碰见了先生，这是那个在双杠上做空翻在平地上做倒立的先生吗，他脸色憔悴，深情恍惚的在校园里踽踽独行，我上去问他，他淡淡的应了一声，转过身就走了，先生把背影留给我的同时，也把歉疚给了我，我拼命的想，是不是我在无意之中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。致博告诉我说，自从北京回来之后，先生对所有的人都是那样。我表面上点头表示认可，可心里还在一个劲的扑腾，按他的性格，即使再病，也不会那样。

   我想,总有那么一天，先生会站在我的面前，骂我个狗血喷头。可现在，无论我做怎样的假设,这个愿望都不可能实现了，我的先生再也回不到我们中间了，我对先生的歉疚也只好封存于自己记忆的深处了。

   那一年，我们去平凉崆峒山，先生交给我一幅对联，让观里的道士去对，那道士说他想好了就给我们寄来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不知到那位道士还在不在人世，反正他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自以为是的我也向先生说过要对出来的话，终引修炼不到家而未能如愿。“如来如来如何来”还和多年以前一样在我的心里悬着，先生，不知道你想出来了没有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○○七年九月